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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法修訂草案進入四審 中小投資者權益保護值得期待

發布時間:2019-12-23 21:45

作者:記者李思

  12月23日-28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本次會議將審議多項法律草案,包括證券法修訂草案,這是證券法修訂草案自2015年初審后迎來的第四次審議。
  證券法修訂草案亮點突出據了解,全國人大常委會于2015年4月對證券法修訂草案進行了初次審議,此后又于2017年4月、2019年4月進行了兩次審議。
  業內人士指出,現行的證券法仍沿用上世紀90年代末市場格局下的法律框架。隨著中國經濟和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資本市場規模和結構都發生了很大變化,現行證券法的一些法條早已不能適應新形勢發展的客觀需要,如證券發行管制過多過嚴、發行方式單一、市場約束機制不健全、監管執法手段不足等問題已然出現,加之社會融資結構中直接融資比重過小,實體企業的資本和股本得不到有效補充,客觀上需要一個規模進一步擴大、效率進一步提升的資本市場,修法勢在必行。
  需要指出的是,此次證券法修訂草案亮點突出。一方面,堅持問題導向,立足證券市場實際,改革證券發行制度,規范證券交易行為,強化信息披露要求。對科創板發行股票的條件、注冊程序、監督檢查等方面作了規定,為注冊制在資本市場的平穩落地奠定法律基礎。科創板作為我國資本市場的“試驗田”,自推行以來,制度創新效應已經初顯,下一步如何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以點帶面地帶動整個資本市場改革,需要在法律框架內、試點經驗基礎上多加打磨,以確保改革順利實施。另一方面,突出強調投資者權益保護,特別是中小投資者權益保護這一主線。通過修改完善糾紛調解制度、股東代表訴訟制度等方式,為投資者提供多樣化的權利救濟路徑。同時,大幅度提高證券違法成本,規定了對違法行為情節嚴重的有關責任人員,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可以禁止其在一定期限內在證券交易所、國務院批準的其他全國性證券交易場所交易證券。
  針對此次證券法修訂草案“四審”,一些常委委員和地方、部門、專家建議,為提高證券違法行為的違法成本,在加大行政處罰和刑事制裁的同時,應當充分發揮民事賠償作用;證券民事訴訟具有涉及投資者人數眾多,單個投資者起訴成本高、起訴意愿不強等特點,可在民事訴訟法框架內,結合證券民事訴訟的具體特點,有針對性地完善相關制度,有效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發揮投資者保護機構在證券民事訴訟中的作用,明確投資者保護機構可按照“明示退出、默示加入”的規則,為證券登記結算機構確認受損害的投資者向法院辦理登記,提起代表人訴訟。
  另外,憲法和法律委員會經研究,建議在修訂草案三次審議稿第一百零五條中增加兩款規定:一是投資者提起虛假陳述等證券民事賠償訴訟,可能存在有相同訴訟請求的其他眾多投資者的,人民法院可以發出公告,說明該訴訟請求的案件情況,通知投資者在一定期間向人民法院登記。人民法院作出的判決、裁定,對參加登記的投資者發生效力。二是投資者保護機構接受五十名以上投資者委托,可以作為代表人參加訴訟,并為經證券登記結算機構確認的權利人向人民法院登記,但投資者明確表示不愿意參加該訴訟的除外。
  中小投資者權益保護值得期待
  業內人士認為,證券法修訂草案新增投資者保護章節,從立法角度為投資者,尤其是中小投資者創造了公平、公開的資本市場環境,并提供了更加完善的救濟途徑,非常值得期待。
  中國商法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朱慈蘊對《上海金融報》記者表示,“金融穩定委員會第七次會議重點提到了有關證券欺詐和保護投資者權益兩個方面,而這兩個方面是目前證券法修訂中所面臨的挑戰。”
  有法律界人士對《上海金融報》記者表示,此前證券糾紛往往具有涉及面廣、金額大、單個投資者損失程度不一的特點,投資者個人維權成本比較高,舉證能力相對較弱,且存在異地索賠難點。證券法修訂草案明確代表人訴訟制度,若與示范判決統一裁判規則,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投資者維權成本,完善投資者維權途徑。
  金融律師董毅智在接受《上海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代表人訴訟制度是我國借鑒了國外的集體訴訟后,采用了“申明加入”原則。“我國代表人訴訟制度與集體訴訟的不同之處在于,需要投資者主動提起訴訟或者加入訴訟,而集體訴訟則是‘默認加入、申明退出’。”董毅智指出,不過,此前國內證券民事賠償訴訟中很少實行代表人訴訟,主要按照民訴法規定,通常要求十人以上的共同訴訟,才有可能按代表人訴訟制度審理。我國立案制度是形式審查制度,從業務水平上看,立案庭工作人員對上市公司虛假陳述進行實質審查,實現概率較小。同時,投資者分散于各地,彼此間不存在信任基礎,立案時達不到人數眾多的要求。此外,按照代表人訴訟制度進行立案審理,現實中可能增加了工作量,卻沒有增加律師收益。
  董毅智指出,集體訴訟在保護受害者權利、解決群體糾紛方面有著無可比擬的優越性。一是與單獨提起訴訟相比,集體訴訟可簡化訴訟程序,節約時間和費用,并且對由共同的法律問題或事實問題引出的案件作同一審理,可以避免不同法院在審判中的分歧。二是集體訴訟對于當事人而言,訴訟程序靈活簡便、訴訟成本較低。只要其他成員不向法院提出異議就默示其為代表人,這樣有利于代表人的快速選定。同時,集體訴訟不進行權利登記程序,在法院公告期內沒有明確申請排除于集體之外的人都視為參加訴訟,訴訟判決也是直接擴張于未明示把自己排除于集團之外的成員,這樣就減少了進行權利登記的復雜性,降低了訴訟成本。集體訴訟制度設置的目的在于以最經濟和最有效的方式為眾多共同利益當事人提供最有效的保護。三是集體訴訟能使金額小的受害者的權利受到保護。在很多侵權案件中,單個受害人的損失較小,但由于受害者人數眾多,損失總數巨大。如果每個受害者單獨就自己所受的損失額提起訴訟,在傳統訴訟制度下,很難得到救濟。然而,集體訴訟制度允許某些當事人未經其他受害者的明確授權而代表他們提起訴訟,并要求賠償整體上遭受的損失。故此,集體訴訟也被稱為“為了不使權利遭到侵蝕的訴訟程序”。最后,集體訴訟具有預防保護和損害賠償救濟的雙重功能。集體訴訟既可以是損害賠償之訴,也可以是請求法院判令作為或不作為之訴,甚至還可以是法院宣告認定當事人權利的判決,并不附加其它補救。也就是說,集體訴訟不僅能挽回消費者所受金錢損失,還能著眼于法院在這種訴訟中通過禁止令狀或宣告性判決等多種救濟形式來影響和改變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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